15-09-2011
1990年，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因競選失敗而退休（檳城大橋與光大成了他的代表作），改由許子根上台主政。這個時候檳城大橋的車輛流動量越來越多，但尚不至於形成嚴重堵塞的局面。1993年，檳城大橋私營化，其中一個條件是大橋使用率達飽和點後，有關公司要進行擴建，即從原有的雙行道增至三行道（目前已完成此項大工程）。
1995年的大選國陣在檳州取得大勝。當時行動黨原本在檳州議會有14席，後因補選減至13席，但大選後只剩下1席。根據許子根的透露，當時首相馬哈迪曾私下詢問，要用什麼來報答檳州人民給予國陣的有力支持，許子根提出了檳城需要第二大橋的建議。
於是馬哈迪在當時一個感恩宴上，當眾宣佈政府將在檳城建立第二大橋，這對檳州人民來說，無疑是另一個大喜訊，有關新聞也成了報章的頭條。
雖然政府心中已有腹稿，也預測第二大橋的興建是不可避免的未來大藍圖，但因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，也導致政府不得不放慢發展的步伐。這之後，發生了1998年副首相安華被革職事件，而後者捲起烈火莫熄政改運動；更在1999年的大選衝擊馬哈迪的政權，國家政局進入微妙的狀態。
到了2002年，當時的首相馬哈迪認為經濟已有所改善，可以計劃興建第二大橋（因為在那時，檳城大橋的通車量已達飽和點，必須另尋出路）。在與日本公司商議下，又發現問題不易解決，原來日本公司提出較為苛刻的條件，建議興建鋼鐵大橋，原料要從日本入口。雖然利息甚低，僅1％；但比較之下成本太貴，只好暫時作罷。
2003年馬哈迪退休，改由阿都拉繼任第五任首相。他的作風與馬哈迪有所不同，先是對大型計劃謹慎其事，不貿然行動；後是在審時度勢下，又於2006年通過第九大馬計劃，將第二大橋正式納入其中，而且標明必須在五年內力促其中。
新舊大橋經營者相同
有了定案之後，第二大橋又歸誰承建呢？馬哈迪的計劃是否需要重新修改，或是原封不動？最後，許子根代表檳州政府與中央達成協議：交由管理檳城大橋的馬友乃德公司（UEM）負責，理由是現有大橋既由馬友乃德經營，在不發生利益衝突下，由此公司來推動第二大橋是適當的安排，也會順利地開展。
於是在2006年11月，首相阿都拉親自前來檳城主持第二大橋的動土禮，象徵著這座長達23公里（跨海部分17公里）落成後，將是東南亞最長跨海大橋的計劃將會「美夢成真」。
不過，人們又對耗資30億令吉的建橋費有了不同的看法，畢竟它不是小數目，能否如期在五年內完工也有爭議（與第一大橋比較，承建費是增長四倍有餘）。
就在有人質疑是否「動土不動工」時，又一大喜訊幾乎讓每個人開了眼界。原來在2007年7月13日，馬來西亞政府和中國政府簽署貸款協議，向中國借貸馬幣27億令吉，年利3％，分20年攤還。它被形容為中國有史以來借給外國單一的最大貸款，參與見證的有我國第二財長諾莫哈末、首席部長許子根、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及中國駐馬大使程永華等。
海底隧道計劃浮現
根據馬友乃德集團董事經理阿末巴拉斯桑尼於當年7月16日透露，這是一項馬中聯營計劃，中國的港灣工程有限公司將佔有51％股份，而馬方則擁有49％。換句話說，中國公司將主導第二大橋的興建，而成立於1980年的中國港灣公司擁有豐富的建橋經驗，可預期在2011年完竣。
未想在2008年的大選，一場政治海嘯又影響了第二大橋的進程，不但檳州政府易主，由林冠英主政，不久後中央政府的當家也換人，由納吉順勢而上，但不變的是第二大橋將持續其進程，只是完工的日期絕對不是2011年，而是推到2013年了。同時造價不止30億令吉，而是提高為45億令吉了。根據所知第二大橋工程完成已超過50％，但是否在2013年通車，尚待觀察。
就在第二大橋尚未完工之際，不久前又傳來中國另一大公司與檳州政府簽署備忘錄，準備在檳城大展拳腳，建議興建以海底隧道為主幹的「第三通道」。
當然在第二大橋未落實前，相關的大型計劃也只能處在規劃階段，不大可能同步進行的。無論如何，檳州政府也得為檳島越來越嚴重的塞車問題，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，以迎接兩年後第二大橋的通車，否則檳城的交通將因兩座大橋的通車，而陷入順得哥來失嫂意的尷尬情況。在這種情形下，重新打造檳城的交通路線圖是十分必要的。
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fread/2bOF0TSq1owq1khJ0akf9y1B1VpL5F9d
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
東方文薈：馬來民族與語文古今談
11-09-2011
何謂馬來人？他們源自哪兒？
學界一般認為，廣義的馬來人源自亞洲內陸，後經由中南半島下，從馬來半島或安曼達曼群島擴散到各地。其分佈西至非洲東南海岸的馬達加斯加島，印度南端的錫蘭（斯里蘭卡）；東至南美洲的復活節島；南至紐西蘭，北至台灣與太平洋中的夏威夷。其語言，一般稱為南島語系或馬來－波利尼西亞語系，這語系又可分為印尼，以及南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（Micronesia）、美拉尼西亞（Melanesia）、波利尼西亞（Polynesia）四大語系。
其中，印尼語族人數最多。印尼語系主要分佈在蘇門答臘、爪哇、菲律賓、馬來半島、加里曼丹、馬達加斯加島等，是世界第五大語言群，僅次於漢語、英語、印地語與西班牙語。
就狹義的馬來人言， 則指原住在泰南、大馬、印尼（相對集中於蘇門答臘）、新加坡、汶萊等地的馬來人。就大馬來說，根據中國古籍，早在2世紀，吉打一帶便有個狼牙修國（Langkasuka，梵文，義為愉悅的山城）；在5～6世紀，也有個赤土國，吉蘭丹一帶則有丹丹國。一般認為，這些王國都是高度印度化與佛教化的王國，從出土的碑銘可以得知，當時的馬來語是有語無文，而借用梵文來書寫的（使用梵文中的跋羅婆（Pallava）文體）。這情形也見之於在蘇門答臘東岸出土的7世紀碑銘中。
馬來群島的通用交際語
據此而論，大體上，從5世紀到馬六甲王朝（1400～1511）創立之前，從扶南（今柬埔寨）到印尼的馬來人，均盛行婆羅門教、佛教並使用梵文。實則，今日的馬來語中，便有為數不少的梵文詞彙，如Jaya（成功）、Raja（君主）、Bangsa（民族）、Maha（至尊）等。在馬來亞，直到馬六甲王朝中期後，方轉用阿拉伯字母來書寫馬來文（爪夷文，Tulisan Jawi）。
1957年馬來亞獨立後，又從爪夷文轉向拉丁字母（Tulisan Rumi），比如說，第一份以拉丁字母拼書寫的馬來文日報《每日新聞》（Berita Harian）便開始發行於1957年7月1日，而學校也開始逐步廢除爪夷文，以至於使用爪夷文的《馬來前鋒報》（Utusan Melayu）公司，也不得不另外出版一份使用拉丁拼音法的《馬來西亞前鋒報》（Utusan Malaysia）。有趣的是，最早使用拉丁拼音法的，竟是峇峇社群（Baba）所發行的報紙《東星報》（Bintang Timor）！
據知，這份《東星報》發行於1894年7月2日，發行人為編有《新加坡百年史》的峇峇宋旺相（Song Ong Siang）。社會學家所稱的這類邊際人（marginal man）常會有出乎意料的創見、創舉。同樣有趣的是，在印尼，最早用馬來語辦報的，竟然也是歐印混血人與華人峇峇，他們早在1856年，便用馬來語發行報紙，對馬來語的通用化起了很大幫助，更為印尼民族主義思想的擴散起了推動作用。（見《百年馬來文與文學的運動，1888～1988》一書，語文出版局（DBP），1992，頁268）。
在1928年10月27～28日，一群來自印尼群島各地的青年在雅加達宣誓了一個《青年誓言》（Sumpah Pemuda），宣稱：「我們這批青年男女，視祖國印尼為單一的印尼國度，單一的印尼國族（Berbangsayang Satu，Bangsa Indonesia），我們支持印尼語（馬來語）為團結的語言（BahasaPersatuan）。」他們還主張用以下的五大政策來實現上述宣誓，即意願、歷史、語文、習俗與教育。這顯然是種要打造「意願之國族」（Nation-of-Intent）的國族國家觀。
印尼有200多種族群（suku bangsa）與語言，且狹義的馬來人（Orang Melayu）只佔總人口的約8％，遠少於爪哇人，巽他人（Sundanese）等，何以卻能脫穎而出，成為眾人皆認可的國語與官方用語？這自有其歷史與現實的成因。
歷史地看，在蘇門答臘東岸南部，最早崛起的帝國室利佛逝（ 梵文為S r iVijaya，10世紀後中譯為三佛齊，崛起於約西元650年，亡於1397年），便是個馬來帝國。它控制了馬六甲與巽他海峽，可說佔了絕佳的地理優勢，成為興盛的貿易、文化與宗教中心。唐朝高僧義淨在由海路往印度求法時，便先後在此逗留了近十年，以便把梵文佛經譯為漢文。據義淨所述，當時，室利佛逝北部尚有個未羅游國（Malayu）。（見Hall，《東南亞史》，1968）。
室利佛逝被爪哇的滿者伯夷帝國（Majapahit）消滅後，其後裔拜里迷蘇拉便在馬六甲創建了另一個馬來王朝（1400～1511）。在這段期間，馬來語成了一種通用於馬來群島的交際語。雖然大多數非馬來裔講的，可能是不規範的市集馬來語（bahasa pasar），卻對其傳播有推廣作用。易言之，重要的是地理優勢與經貿功能，而非人口的絕對數。且一般認為，馬來文相對簡單易學，不像爪哇語那麼複雜，又富有等級意識。
不同階級各有認同對像
就大馬來說，由於受到印尼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，受馬來文教育者也在1930年代後，逐漸重視馬來語地位的討論；1947年，一批左傾的馬來與非馬來知識分子也組成「人民力量中心－泛馬聯合行動理事會」（PUTERA-AMCJA），擬定了一份《人民憲章》（Perlembagaan Rakyat），其中提到：
一，所有視馬來亞為其祖國的人，均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；
二，要對馬來人的進步給予特別的關心；
三，馬來語文應成為馬來亞唯一的國語與官方用語；
四，馬來亞的公民應稱為馬來由人（Melayu）。
可見，這也是受到國族國家觀影響的國族建構（Nation-Building）觀，雖然其來源是印尼，而非直接來自西方。
在大馬，馬來民族主義，包括語文民族主義的崛起，也與英人在1922年設立於霹靂丹絨馬林（Tanjong Malim）的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學院（Sultan Idris TrainingCollege，SITC）有關。自1896年成立馬來聯邦（F.M.S.）以來，英人並不重視一般馬來平民百姓的教育，頂多只讓學生受4至5年的小學教育。
對於傳統的貴族、王室子弟，則在1905年在江沙為他們設立了江沙馬來學院（Malay College Kuala Kangsar,MCKK），以培養他們為公務員。大體上言，這些受英文教育者也頗忠於英殖民政府。1946年成立的巫統的領導層，也多是受英教的，不是很徹底的民族主義者。在獨立十年後（1967年）之後，有人尚想延用英文為官方用語之一。
出身於上述師範學院的馬來文教育者則不同，他們有相當部份是激烈的反英、反殖、反帝國主義者。有人認為，這個學院是馬來民族主義的搖籃，而他們之所以較反英，主因之一在於他們多出身於中下層，且受馬來文教育者出路不廣，除了成為教師、記者外，就較少有體面的出路。
伸言之，這涉及了語文與教育流動及社會流動（social mobility）的課題。在1964年之前，本國尚無馬來文中學，只有小學，本地公務員也多是受英文教育，這也難免使受馬來文教育者產生被歧視的感覺；外加上印尼的影響，他們遂把民族、語文與馬來群島（Nusantara）視為認同的對象。
反之，在1946年巫統成立前，大體上傳統貴族、王室精英多認同個別土邦（Negeri）；把土邦與蘇丹視為效忠與認同的對象。此點，也可由1930年代成立的一些馬來人州屬性組織中看出來，如雪蘭莪馬來人協會（PMS），或霹靂州馬來人協會（PMP）等。
就認同的對象、民族、語文、宗教、文化、地域認同等等來看，2 0世紀初興起的回教改革派，如「少壯派」（Kaum Muda），較偏向回教認同；左傾民族主義者較偏向民族、語文與超地區的大馬來由認同，而右傾民族主義者則較偏向本土馬來族認同，如巫統標榜的是為宗教、民族與國家鬥爭。
雖說，巫統在理論上是民族、宗教與國家並重，實際上卻是民族至上論者，至於其領導者，也多是較世俗的務實主義者。當巫統的支持基礎由教師群轉為工商界人士時，他們自也會迎合工商界、集團的需要。
至於左傾民族主義者，由於備受英殖民政府打壓，逐由盛轉衰，從而使巫統檢了便宜，成了主流。當時被視為進步的沒落了，被視為保守的、妥協的反而因勢而起。進入21世紀後，全民公正、法治、善治會否取代「族群擺中間，正義是非放兩邊」的做法，就有待觀察了。
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fread/28jC0QO71KF0131X07nO9uLw1mFy1N8U
何謂馬來人？他們源自哪兒？
學界一般認為，廣義的馬來人源自亞洲內陸，後經由中南半島下，從馬來半島或安曼達曼群島擴散到各地。其分佈西至非洲東南海岸的馬達加斯加島，印度南端的錫蘭（斯里蘭卡）；東至南美洲的復活節島；南至紐西蘭，北至台灣與太平洋中的夏威夷。其語言，一般稱為南島語系或馬來－波利尼西亞語系，這語系又可分為印尼，以及南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（Micronesia）、美拉尼西亞（Melanesia）、波利尼西亞（Polynesia）四大語系。
其中，印尼語族人數最多。印尼語系主要分佈在蘇門答臘、爪哇、菲律賓、馬來半島、加里曼丹、馬達加斯加島等，是世界第五大語言群，僅次於漢語、英語、印地語與西班牙語。
就狹義的馬來人言， 則指原住在泰南、大馬、印尼（相對集中於蘇門答臘）、新加坡、汶萊等地的馬來人。就大馬來說，根據中國古籍，早在2世紀，吉打一帶便有個狼牙修國（Langkasuka，梵文，義為愉悅的山城）；在5～6世紀，也有個赤土國，吉蘭丹一帶則有丹丹國。一般認為，這些王國都是高度印度化與佛教化的王國，從出土的碑銘可以得知，當時的馬來語是有語無文，而借用梵文來書寫的（使用梵文中的跋羅婆（Pallava）文體）。這情形也見之於在蘇門答臘東岸出土的7世紀碑銘中。
馬來群島的通用交際語
據此而論，大體上，從5世紀到馬六甲王朝（1400～1511）創立之前，從扶南（今柬埔寨）到印尼的馬來人，均盛行婆羅門教、佛教並使用梵文。實則，今日的馬來語中，便有為數不少的梵文詞彙，如Jaya（成功）、Raja（君主）、Bangsa（民族）、Maha（至尊）等。在馬來亞，直到馬六甲王朝中期後，方轉用阿拉伯字母來書寫馬來文（爪夷文，Tulisan Jawi）。
1957年馬來亞獨立後，又從爪夷文轉向拉丁字母（Tulisan Rumi），比如說，第一份以拉丁字母拼書寫的馬來文日報《每日新聞》（Berita Harian）便開始發行於1957年7月1日，而學校也開始逐步廢除爪夷文，以至於使用爪夷文的《馬來前鋒報》（Utusan Melayu）公司，也不得不另外出版一份使用拉丁拼音法的《馬來西亞前鋒報》（Utusan Malaysia）。有趣的是，最早使用拉丁拼音法的，竟是峇峇社群（Baba）所發行的報紙《東星報》（Bintang Timor）！
據知，這份《東星報》發行於1894年7月2日，發行人為編有《新加坡百年史》的峇峇宋旺相（Song Ong Siang）。社會學家所稱的這類邊際人（marginal man）常會有出乎意料的創見、創舉。同樣有趣的是，在印尼，最早用馬來語辦報的，竟然也是歐印混血人與華人峇峇，他們早在1856年，便用馬來語發行報紙，對馬來語的通用化起了很大幫助，更為印尼民族主義思想的擴散起了推動作用。（見《百年馬來文與文學的運動，1888～1988》一書，語文出版局（DBP），1992，頁268）。
在1928年10月27～28日，一群來自印尼群島各地的青年在雅加達宣誓了一個《青年誓言》（Sumpah Pemuda），宣稱：「我們這批青年男女，視祖國印尼為單一的印尼國度，單一的印尼國族（Berbangsayang Satu，Bangsa Indonesia），我們支持印尼語（馬來語）為團結的語言（BahasaPersatuan）。」他們還主張用以下的五大政策來實現上述宣誓，即意願、歷史、語文、習俗與教育。這顯然是種要打造「意願之國族」（Nation-of-Intent）的國族國家觀。
印尼有200多種族群（suku bangsa）與語言，且狹義的馬來人（Orang Melayu）只佔總人口的約8％，遠少於爪哇人，巽他人（Sundanese）等，何以卻能脫穎而出，成為眾人皆認可的國語與官方用語？這自有其歷史與現實的成因。
歷史地看，在蘇門答臘東岸南部，最早崛起的帝國室利佛逝（ 梵文為S r iVijaya，10世紀後中譯為三佛齊，崛起於約西元650年，亡於1397年），便是個馬來帝國。它控制了馬六甲與巽他海峽，可說佔了絕佳的地理優勢，成為興盛的貿易、文化與宗教中心。唐朝高僧義淨在由海路往印度求法時，便先後在此逗留了近十年，以便把梵文佛經譯為漢文。據義淨所述，當時，室利佛逝北部尚有個未羅游國（Malayu）。（見Hall，《東南亞史》，1968）。
室利佛逝被爪哇的滿者伯夷帝國（Majapahit）消滅後，其後裔拜里迷蘇拉便在馬六甲創建了另一個馬來王朝（1400～1511）。在這段期間，馬來語成了一種通用於馬來群島的交際語。雖然大多數非馬來裔講的，可能是不規範的市集馬來語（bahasa pasar），卻對其傳播有推廣作用。易言之，重要的是地理優勢與經貿功能，而非人口的絕對數。且一般認為，馬來文相對簡單易學，不像爪哇語那麼複雜，又富有等級意識。
不同階級各有認同對像
就大馬來說，由於受到印尼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，受馬來文教育者也在1930年代後，逐漸重視馬來語地位的討論；1947年，一批左傾的馬來與非馬來知識分子也組成「人民力量中心－泛馬聯合行動理事會」（PUTERA-AMCJA），擬定了一份《人民憲章》（Perlembagaan Rakyat），其中提到：
一，所有視馬來亞為其祖國的人，均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；
二，要對馬來人的進步給予特別的關心；
三，馬來語文應成為馬來亞唯一的國語與官方用語；
四，馬來亞的公民應稱為馬來由人（Melayu）。
可見，這也是受到國族國家觀影響的國族建構（Nation-Building）觀，雖然其來源是印尼，而非直接來自西方。
在大馬，馬來民族主義，包括語文民族主義的崛起，也與英人在1922年設立於霹靂丹絨馬林（Tanjong Malim）的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學院（Sultan Idris TrainingCollege，SITC）有關。自1896年成立馬來聯邦（F.M.S.）以來，英人並不重視一般馬來平民百姓的教育，頂多只讓學生受4至5年的小學教育。
對於傳統的貴族、王室子弟，則在1905年在江沙為他們設立了江沙馬來學院（Malay College Kuala Kangsar,MCKK），以培養他們為公務員。大體上言，這些受英文教育者也頗忠於英殖民政府。1946年成立的巫統的領導層，也多是受英教的，不是很徹底的民族主義者。在獨立十年後（1967年）之後，有人尚想延用英文為官方用語之一。
出身於上述師範學院的馬來文教育者則不同，他們有相當部份是激烈的反英、反殖、反帝國主義者。有人認為，這個學院是馬來民族主義的搖籃，而他們之所以較反英，主因之一在於他們多出身於中下層，且受馬來文教育者出路不廣，除了成為教師、記者外，就較少有體面的出路。
伸言之，這涉及了語文與教育流動及社會流動（social mobility）的課題。在1964年之前，本國尚無馬來文中學，只有小學，本地公務員也多是受英文教育，這也難免使受馬來文教育者產生被歧視的感覺；外加上印尼的影響，他們遂把民族、語文與馬來群島（Nusantara）視為認同的對象。
反之，在1946年巫統成立前，大體上傳統貴族、王室精英多認同個別土邦（Negeri）；把土邦與蘇丹視為效忠與認同的對象。此點，也可由1930年代成立的一些馬來人州屬性組織中看出來，如雪蘭莪馬來人協會（PMS），或霹靂州馬來人協會（PMP）等。
就認同的對象、民族、語文、宗教、文化、地域認同等等來看，2 0世紀初興起的回教改革派，如「少壯派」（Kaum Muda），較偏向回教認同；左傾民族主義者較偏向民族、語文與超地區的大馬來由認同，而右傾民族主義者則較偏向本土馬來族認同，如巫統標榜的是為宗教、民族與國家鬥爭。
雖說，巫統在理論上是民族、宗教與國家並重，實際上卻是民族至上論者，至於其領導者，也多是較世俗的務實主義者。當巫統的支持基礎由教師群轉為工商界人士時，他們自也會迎合工商界、集團的需要。
至於左傾民族主義者，由於備受英殖民政府打壓，逐由盛轉衰，從而使巫統檢了便宜，成了主流。當時被視為進步的沒落了，被視為保守的、妥協的反而因勢而起。進入21世紀後，全民公正、法治、善治會否取代「族群擺中間，正義是非放兩邊」的做法，就有待觀察了。
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fread/28jC0QO71KF0131X07nO9uLw1mFy1N8U
國語為體、英語為用的是與非－－從英語教數理談起
就英文教數理而言，反對者有之，支持者有之，持觀望或無特定看法者亦有之，在這種情況下，若交給學校自己做主，不失為一個較不得罪人的取巧方式。至於何以1990年代後，掌權精英對語文政策有所鬆動，則涉及了區域化與全球化的課題；進而言之，也是個語文對進步繁榮，或只有民族進步了，才會帶動語文進步或反之的爭議。此外，也可能發生「族進語退」的現象。
是民族進步了，其語文也跟著進步抑或是進步的語文可帶動民族的進步，是個早在百年前，便有中國與日本的知識份子在爭論的課題，如是否應用洋文取替中文與日文，以加速國富民（兵）強，保種保國。在二次戰後的非洲，這也是個熱點課題，以至於在戰後，許多非洲國家依然用前殖民宗主國的語文來做官方與教學語文，如英語、法語等。
在亞洲、印度、菲律賓、新加坡等國，也延用了前殖民宗主國的語文，如在新加坡，在1987年後，連華文學校也全面英文化；而在菲律賓，早在1974年，菲律賓實施了英語與菲律賓語並用的雙語教育政策，也就是，在小學階段用英文教英語、數學與理科，而用菲律賓語教其他科目的分語教學制；在中學，則用英語教技術與家政科，而用菲律賓語教其他科目。至於大馬的英文教數理是否學自菲律賓，就不得而知，惟爭議的性質則大同小異。
整體條件必須到位
何以用英語教數理，這恐怕是意識形態的成份大於哲理的成份。許多人總以為，英語代表進步、科技，甚至是開明與文明；因此，用英語教與科技有關的科目，應有助於加速國家的現代化，也是走向進步與繁榮的捷徑。無疑，英語的詞彙量（高達50多萬）與信息量是高居榜首的；只是，這與學習者的能力、學習精神、學習方式、環境、設備、師資、家庭背景、學校與社會風氣等，並無絕對的相關性。
比方說，自1980年代以來，許多美國的學者便認為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水平在下降而非上升！有人還因此提出美國在中小學教育上，是個臨危國家（Nation-atrisk）。印度與菲律賓的英語教育雖也培養出了不少高級精英，可有很大部份是內才外用，且大部份人民的知識與技能水平不高。只有新加坡、香港等，其他配套條件到位的地方，才取得較佳的成果。易言之，英文信息量、知識量雖大，但光靠語文，並非進步繁榮的保障。
進而言之，對一國而言，關鍵是人民整體的素質，如日台韓，而非單純的語文；雖然，對小國而言，在高等教育上，借用英語不失為多快好省的明智選擇，如荷蘭與北歐諸國；但在基礎教育上，先搞好學生的基礎知識，是先決條件，而要搞好基礎，本族語教育無疑是較有效的。至於新加坡，由於是全面用英語（母語是各族必修科），且英語是不少人的第一語言（first language），自有其特殊性。
在多語族群國如大馬，由於有國語與官方用語的考慮，是難走全面英語化的路線；因此，就選擇走國語第一，英語第二，或國語為體，英語為用的雙軌制。在1990年代後，更放寬高等教育的用語限制。這等於認可了，除了馬來語外，國人也應學好英語，甚至是第三種語文，如阿拉伯語。這與1956年《拉薩報告書》所提出的共同語文與共同課程，是國民團結的工具的手段與目標是否有所衝突，則仁智可見。
歷史地看，自1951年以來，便有官方報告書認為，只有經由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課題，才有可能塑造各族人民的馬來亞觀、意識（Malayan Outlook & Consciousness）以期形成統一的馬來亞國族（United Malayan Nation）。
使用者越多身價越高
只是在現實中，同一個目標（塑造大馬國族，nation-building）或國民團結，卻可以有著不同的解釋：如馬來人本身便有主張建立「大馬來由」（Melayu Raya，即與印尼合併），回教國或一尊多元的多元社會等主張。而非馬來人也有「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」（Malaysian Malaysia，行動黨）、「大馬之子」（Anak Malaysia，民政黨）或「大馬人民」（Rakyat Malaysia，馬華公會）等不同主張，顯見，團結的路線不限於一，也不必限於一，而應有與時並進的變通。
既然如此，就無必要堅持一個國家、一種民族、一種文化、一種語文的單一國族觀，而可以嘗試不同的模式，如一國多制。馬來人可以多語並學，以增強競爭力，非馬來人也可以本族語、國語、英文或其他用語兼學並用－－雖然，這是個不小的挑戰。
實則，1951年的《芬吳報告書》（Fenn-Wu Report）便指出，華校並無礙國民團結，只是，華校生則得學三語（Trilingualism）。這不僅有助於國民團結，也可強化華人的教育與社會流動（social mobility），開拓更佳的職涯（career）。
何以國語為體（國民團結的語文），英語為用（國富民強的語文），會在1990年代後（而非1970與80年代）得到進一步的重視，原因固然多重，而區域化與全球化無疑是主因。大馬是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，對外資外貿的依存度高，且全球化也激化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，在這個經濟至上的時代（也是個盛行比較，比排行榜的時代），也迫使政府得拿出政績來，更得創造足夠的體面就業機會，以免危及政權地位。
與此同時，民主化、自由化、信息化也強化了國民的權利意識，更促進了跨族群公民社會的壯大，或多或少也會鬆動不合時宜的單元主義國族觀。伸言之，儘管全球化是個備受爭議的進程，它卻或多或少會在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，削弱主權國家的自主性、自足性與自助性，進而強化了主權國與國際或區域的相互依存性（Interdependence），也迫使主權國得變得更富競爭力、效率、生產力、創新力、靈活力、變通力等，而非一條道路跑到黑。
至於國語為體，英語為用的雙軌制，會否演化為英語成為贏家通吃（Winner take-all）的格局，則有待觀察。大體上言，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及工商業的發展，應會有更多中高層及專業階層，把英語視為溝通與團結的中立的實用語言。
實事求是地看，一個國家或地區語言越多，如非洲、印度、新加坡、歐盟，英語的地位越突出，而變成贏家通吃的語文。之所以，主因之一在於，語文的特點是，用者越多，其身價與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娛樂等價值越高，又進而誘使更多人選英語而棄他語。眾聲喧嘩一點紅，可說是其特點。
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fread/2p0W0LtK1rPL12cn0sCN8Tm82eXQ8HIY
是民族進步了，其語文也跟著進步抑或是進步的語文可帶動民族的進步，是個早在百年前，便有中國與日本的知識份子在爭論的課題，如是否應用洋文取替中文與日文，以加速國富民（兵）強，保種保國。在二次戰後的非洲，這也是個熱點課題，以至於在戰後，許多非洲國家依然用前殖民宗主國的語文來做官方與教學語文，如英語、法語等。
在亞洲、印度、菲律賓、新加坡等國，也延用了前殖民宗主國的語文，如在新加坡，在1987年後，連華文學校也全面英文化；而在菲律賓，早在1974年，菲律賓實施了英語與菲律賓語並用的雙語教育政策，也就是，在小學階段用英文教英語、數學與理科，而用菲律賓語教其他科目的分語教學制；在中學，則用英語教技術與家政科，而用菲律賓語教其他科目。至於大馬的英文教數理是否學自菲律賓，就不得而知，惟爭議的性質則大同小異。
整體條件必須到位
何以用英語教數理，這恐怕是意識形態的成份大於哲理的成份。許多人總以為，英語代表進步、科技，甚至是開明與文明；因此，用英語教與科技有關的科目，應有助於加速國家的現代化，也是走向進步與繁榮的捷徑。無疑，英語的詞彙量（高達50多萬）與信息量是高居榜首的；只是，這與學習者的能力、學習精神、學習方式、環境、設備、師資、家庭背景、學校與社會風氣等，並無絕對的相關性。
比方說，自1980年代以來，許多美國的學者便認為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水平在下降而非上升！有人還因此提出美國在中小學教育上，是個臨危國家（Nation-atrisk）。印度與菲律賓的英語教育雖也培養出了不少高級精英，可有很大部份是內才外用，且大部份人民的知識與技能水平不高。只有新加坡、香港等，其他配套條件到位的地方，才取得較佳的成果。易言之，英文信息量、知識量雖大，但光靠語文，並非進步繁榮的保障。
進而言之，對一國而言，關鍵是人民整體的素質，如日台韓，而非單純的語文；雖然，對小國而言，在高等教育上，借用英語不失為多快好省的明智選擇，如荷蘭與北歐諸國；但在基礎教育上，先搞好學生的基礎知識，是先決條件，而要搞好基礎，本族語教育無疑是較有效的。至於新加坡，由於是全面用英語（母語是各族必修科），且英語是不少人的第一語言（first language），自有其特殊性。
在多語族群國如大馬，由於有國語與官方用語的考慮，是難走全面英語化的路線；因此，就選擇走國語第一，英語第二，或國語為體，英語為用的雙軌制。在1990年代後，更放寬高等教育的用語限制。這等於認可了，除了馬來語外，國人也應學好英語，甚至是第三種語文，如阿拉伯語。這與1956年《拉薩報告書》所提出的共同語文與共同課程，是國民團結的工具的手段與目標是否有所衝突，則仁智可見。
歷史地看，自1951年以來，便有官方報告書認為，只有經由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課題，才有可能塑造各族人民的馬來亞觀、意識（Malayan Outlook & Consciousness）以期形成統一的馬來亞國族（United Malayan Nation）。
使用者越多身價越高
只是在現實中，同一個目標（塑造大馬國族，nation-building）或國民團結，卻可以有著不同的解釋：如馬來人本身便有主張建立「大馬來由」（Melayu Raya，即與印尼合併），回教國或一尊多元的多元社會等主張。而非馬來人也有「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」（Malaysian Malaysia，行動黨）、「大馬之子」（Anak Malaysia，民政黨）或「大馬人民」（Rakyat Malaysia，馬華公會）等不同主張，顯見，團結的路線不限於一，也不必限於一，而應有與時並進的變通。
既然如此，就無必要堅持一個國家、一種民族、一種文化、一種語文的單一國族觀，而可以嘗試不同的模式，如一國多制。馬來人可以多語並學，以增強競爭力，非馬來人也可以本族語、國語、英文或其他用語兼學並用－－雖然，這是個不小的挑戰。
實則，1951年的《芬吳報告書》（Fenn-Wu Report）便指出，華校並無礙國民團結，只是，華校生則得學三語（Trilingualism）。這不僅有助於國民團結，也可強化華人的教育與社會流動（social mobility），開拓更佳的職涯（career）。
何以國語為體（國民團結的語文），英語為用（國富民強的語文），會在1990年代後（而非1970與80年代）得到進一步的重視，原因固然多重，而區域化與全球化無疑是主因。大馬是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，對外資外貿的依存度高，且全球化也激化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，在這個經濟至上的時代（也是個盛行比較，比排行榜的時代），也迫使政府得拿出政績來，更得創造足夠的體面就業機會，以免危及政權地位。
與此同時，民主化、自由化、信息化也強化了國民的權利意識，更促進了跨族群公民社會的壯大，或多或少也會鬆動不合時宜的單元主義國族觀。伸言之，儘管全球化是個備受爭議的進程，它卻或多或少會在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，削弱主權國家的自主性、自足性與自助性，進而強化了主權國與國際或區域的相互依存性（Interdependence），也迫使主權國得變得更富競爭力、效率、生產力、創新力、靈活力、變通力等，而非一條道路跑到黑。
至於國語為體，英語為用的雙軌制，會否演化為英語成為贏家通吃（Winner take-all）的格局，則有待觀察。大體上言，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及工商業的發展，應會有更多中高層及專業階層，把英語視為溝通與團結的中立的實用語言。
實事求是地看，一個國家或地區語言越多，如非洲、印度、新加坡、歐盟，英語的地位越突出，而變成贏家通吃的語文。之所以，主因之一在於，語文的特點是，用者越多，其身價與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娛樂等價值越高，又進而誘使更多人選英語而棄他語。眾聲喧嘩一點紅，可說是其特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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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方文薈：廟里乾坤
神廟對我來說是個深不可測的地方。大概以前看過許多深山古剎的老電影，那種隱蔽在山中的荒涼廟宇似乎都蘊含著感人的故事，那晨霧，雨珠，煙氣，殘竹都像是很早就存在那里了，它們深邃地靜默著，等待結緣者的降臨。這種老廟里造就了小倩和寧采臣的悱惻戀情，也曾埋藏腥風血雨的江湖故事。
和電影里的深山古剎相比，我們這里的神廟當然不是荒涼的。多數的時候，神廟里人聲沸騰，充滿著節慶的氣氛。為膜拜，為祈福，或是禱盼願望的實現。
其實小小的廟宇承載著普通老百姓的信仰，一切交付予神明，就不是本身需獨自承擔的孤單責任了。在神明的庇佑下，一切都有了穩定的寄托，就有了「共鳴」的紐帶。
孩童們對神廟都很好奇，也當成一個神秘好玩的地方。那些高大昂然的神像不說話，卻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眾人的敬仰。孩童們被告知「不能亂說話！」，這對他們是新鮮的；而挑戰權威，一直都是孩童熱衷的遊戲。
各種各樣的拜祀用品羅列，廟里的信眾唸唸有詞，構成一幅奇異的景象。孩童們在疑惑，究竟這些木然不動的身影里頭，真有「靈」嗎？大人們沒法回答這些問題，就拿出那句老話來敷衍：等你長大自然會知道。
與孩童比起來，年輕人就成為冷漠的存在了。他們多數受到現代教育的熏陶，不信鬼神，就算半信半疑，也被教導必須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這大抵是東方文化「明哲保身」的根髓吧，在行動上循規蹈矩。光明磊落地待人處世當然好，卻又似乎少了一些靈魂的激盪了。
迷中有信，信中有迷？
「迷信」二字如此深烙腦門，成為一個輕易評價人類行為的詞彙。如果年輕人也喜隨家中長輩到廟里對神明頂禮膜拜，或許要被說成「迷信」之流了。究竟是「迷」或是「信」，或者迷中本有信，信中自有迷？斷不是三言兩語或單層面思維可推斷的了。
我喜歡到神廟去，也不完全因為宗教因素。神廟和佛堂是不同的，前者大抵為儒、釋、道三者交融的本土教派，屬民間宗教的一種；而佛堂則屬大乘佛教。佛堂宏深壯闊，氣勢滔滔；而神廟則大小不一，個別供奉天下諸神，各有名堂，多為當地信眾出資所建。佛堂里的佛像靜穆慈悲，而神廟里的尊座卻無奇不有，各府王爺元帥和玄天上帝並立，令人眼花繚亂。
在心思煩亂的時候，我喜歡到佛堂里靜坐；而平常時候，我更喜歡到神廟探秘。廟里的神祇有親和力和不怒自威的莊嚴相，許多神話故事充滿人性的光輝。分佈於我國各地的廟宇，其實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，是一門深具學術價值、值得深入探討的學問。
雖然在「迷信」大網的籠罩下，它們仍存在於亞州各國的亞裔社區，一直是香火鼎盛，信眾不減。這也就說明了其存在的客觀價值。西方人流行看心理醫生，有人說，東方人的心理醫生就是廟里的神靈，此說似不無道理。
研究東南亞宗教的學者指出，馬來西亞本土華人神廟有著以下的功能：其一，當作本地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。想當年我們祖先南來蠻荒，神廟存在的意義就如「會館」，卻沒有「會館」的地緣性質，神廟以宗教來促進團結，加強交流，是完整社會結構的重要存在。
再者，神廟存在本地，亦是本地華人展示其經濟力量的憑證，對本地華人身份認同的確立有著一定的影響。社會現象一直是人們心理變遷的展示，宗教學作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一環，成為探討人類思想發展史的有力工具。
鄙薄他人即鄙薄自己
楊牧的《疑神》里記錄一段有趣的話：
「宗教的首要是教人謙遜。一個人若是為有了宗教信仰而驕傲，自滿，甚至因此鄙薄無信仰者，或動輒排斥與他信仰稍稍不同的人，便表示他自己還沒有找到信仰，所以，他自己也在他自己鄙薄和排斥之列。
一個人若因為自覺接受了上帝，心里喜悅，但又猶豫，感到有點難為情（這其中自以知識分子為最顯著），便時時於言談筆下帶有defensive的防禦意味，以及offensive的攻擊企圖，也表示他去宗教所願教他的謙遜甚遠，他再怎麼說都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。」
這句話有趣之處就在於，它指出了宗教與個人的對立，太看重自我（ego）的人較難寬容地接受宇宙間的某些超驗的意識，因為這類人特別喜歡質疑一切。偏偏「捨我」就是大部分東方信仰所要求的形態。
在不同時空下，神靈的的故事各異，唯一把它們接連在一起的，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與冥想。就好像我們都渴望快樂，拒絕痛苦，珍惜成功，害怕失敗，一切是相悖的，其實又是相通的。就像一個圓，開始與結束都是同一個點。這大概也就是每個人心靈渴望的圓滿吧。而在神廟里，我看到各種心靈的火花碰撞，並留下了激盪之後殘餘的沉著。
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fread/2arC0ct21Hh01UrQ0u7B832F2gGS8Avb
和電影里的深山古剎相比，我們這里的神廟當然不是荒涼的。多數的時候，神廟里人聲沸騰，充滿著節慶的氣氛。為膜拜，為祈福，或是禱盼願望的實現。
其實小小的廟宇承載著普通老百姓的信仰，一切交付予神明，就不是本身需獨自承擔的孤單責任了。在神明的庇佑下，一切都有了穩定的寄托，就有了「共鳴」的紐帶。
孩童們對神廟都很好奇，也當成一個神秘好玩的地方。那些高大昂然的神像不說話，卻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眾人的敬仰。孩童們被告知「不能亂說話！」，這對他們是新鮮的；而挑戰權威，一直都是孩童熱衷的遊戲。
各種各樣的拜祀用品羅列，廟里的信眾唸唸有詞，構成一幅奇異的景象。孩童們在疑惑，究竟這些木然不動的身影里頭，真有「靈」嗎？大人們沒法回答這些問題，就拿出那句老話來敷衍：等你長大自然會知道。
與孩童比起來，年輕人就成為冷漠的存在了。他們多數受到現代教育的熏陶，不信鬼神，就算半信半疑，也被教導必須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這大抵是東方文化「明哲保身」的根髓吧，在行動上循規蹈矩。光明磊落地待人處世當然好，卻又似乎少了一些靈魂的激盪了。
迷中有信，信中有迷？
「迷信」二字如此深烙腦門，成為一個輕易評價人類行為的詞彙。如果年輕人也喜隨家中長輩到廟里對神明頂禮膜拜，或許要被說成「迷信」之流了。究竟是「迷」或是「信」，或者迷中本有信，信中自有迷？斷不是三言兩語或單層面思維可推斷的了。
我喜歡到神廟去，也不完全因為宗教因素。神廟和佛堂是不同的，前者大抵為儒、釋、道三者交融的本土教派，屬民間宗教的一種；而佛堂則屬大乘佛教。佛堂宏深壯闊，氣勢滔滔；而神廟則大小不一，個別供奉天下諸神，各有名堂，多為當地信眾出資所建。佛堂里的佛像靜穆慈悲，而神廟里的尊座卻無奇不有，各府王爺元帥和玄天上帝並立，令人眼花繚亂。
在心思煩亂的時候，我喜歡到佛堂里靜坐；而平常時候，我更喜歡到神廟探秘。廟里的神祇有親和力和不怒自威的莊嚴相，許多神話故事充滿人性的光輝。分佈於我國各地的廟宇，其實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，是一門深具學術價值、值得深入探討的學問。
雖然在「迷信」大網的籠罩下，它們仍存在於亞州各國的亞裔社區，一直是香火鼎盛，信眾不減。這也就說明了其存在的客觀價值。西方人流行看心理醫生，有人說，東方人的心理醫生就是廟里的神靈，此說似不無道理。
研究東南亞宗教的學者指出，馬來西亞本土華人神廟有著以下的功能：其一，當作本地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。想當年我們祖先南來蠻荒，神廟存在的意義就如「會館」，卻沒有「會館」的地緣性質，神廟以宗教來促進團結，加強交流，是完整社會結構的重要存在。
再者，神廟存在本地，亦是本地華人展示其經濟力量的憑證，對本地華人身份認同的確立有著一定的影響。社會現象一直是人們心理變遷的展示，宗教學作為社會學與人類學的一環，成為探討人類思想發展史的有力工具。
鄙薄他人即鄙薄自己
楊牧的《疑神》里記錄一段有趣的話：
「宗教的首要是教人謙遜。一個人若是為有了宗教信仰而驕傲，自滿，甚至因此鄙薄無信仰者，或動輒排斥與他信仰稍稍不同的人，便表示他自己還沒有找到信仰，所以，他自己也在他自己鄙薄和排斥之列。
一個人若因為自覺接受了上帝，心里喜悅，但又猶豫，感到有點難為情（這其中自以知識分子為最顯著），便時時於言談筆下帶有defensive的防禦意味，以及offensive的攻擊企圖，也表示他去宗教所願教他的謙遜甚遠，他再怎麼說都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。」
這句話有趣之處就在於，它指出了宗教與個人的對立，太看重自我（ego）的人較難寬容地接受宇宙間的某些超驗的意識，因為這類人特別喜歡質疑一切。偏偏「捨我」就是大部分東方信仰所要求的形態。
在不同時空下，神靈的的故事各異，唯一把它們接連在一起的，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與冥想。就好像我們都渴望快樂，拒絕痛苦，珍惜成功，害怕失敗，一切是相悖的，其實又是相通的。就像一個圓，開始與結束都是同一個點。這大概也就是每個人心靈渴望的圓滿吧。而在神廟里，我看到各種心靈的火花碰撞，並留下了激盪之後殘餘的沉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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爪夷文與「回教化」何干？
19-08-2011
吉打州马华为行动党精心炮制爪夷文海报，在行动党大选备战委员会文宣主任丘光耀莅临吉州时，在其新书发布会海报「盖」上爪夷文版海报搭配，可谓相当用心。马华别出心裁，却弄巧反拙，非但吸引约700人前来聆听，亦招惹社会反感。
吉州马青的理由是阻止爪夷文「氾滥」，然而这不但说不过去，且带有歧视性和侮辱性。爪夷文并非独特语言，而是马来文的一种书写方式，跟是否「回教化」有何干系？回教数世纪前传入马来世界；马来语借用阿拉伯字作为文字载体，把阿拉伯文字改良成爪夷文字。最初使用于印尼苏北巴塞王国，随后流传至马六甲王朝。在19世纪末马来语被拉丁化前，爪夷文乃马来人通用文字，《汉都亚传》、《马来纪年》、《吉打纪年》等文史典故，皆以爪夷文书写记载。
爪夷文广告牌，并非吉打「回教化」之结果，全马各州似乎皆有其足迹。爪夷文是马来文化瑰宝之一，马来文化虽融合了宗教元素，亦不至于把文字归类成「回教化」吧？以吉州为例，马华的逻辑更行不通，马青特工队队长陈志雄以爪夷文影响人民生活与阅读习惯为由，要求行动党必须向不懂爪夷文的社群道歉。若以马来穆斯林占多数的吉州来看，该州民众大多懂爪夷文，如何影响人民生活和阅读习惯？再说，吉州可曾强制广告版使用爪夷文，禁止使用其他文字吗？
硬把爪夷文政治化、宗教化，无疑是自讨没趣。马华用此大做文章抨击行动党，却没询问马来人之意见与感受，是否存心侮辱友族同胞及友族文化？州团长王孙文竟然认为大马应以马来文为主，爪夷文行不通；关键是，马来文有罗马拼音和爪夷拼音两种字体，用爪夷文书写一样是马来文。吉马华之言论刻意扭曲是非、不知所谓。
近日阅报，得知槟城艺术展中，一间模拟杂货店招牌使用中文、爪夷文，充斥著60年代杂货店的复古味，让参展的国人重返旧时光。据许多长辈回忆，爪夷文招牌司空见惯，有些店铺更中、英、罗马拼音马来文、爪文拼音马来文共存。至今，爪夷文字仍有一定使用率，马华该如何解释「回教化」？使用转变自阿拉伯拼音字母的文字若就等同于「回教国」，那印欧文化中的波斯体、北非的马格里布体、中东的埃及体以至马来世界的爪夷文岂可休矣？
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fread/2FKa0QG217A51Mwh02y987062kri0pbZ
吉打州马华为行动党精心炮制爪夷文海报，在行动党大选备战委员会文宣主任丘光耀莅临吉州时，在其新书发布会海报「盖」上爪夷文版海报搭配，可谓相当用心。马华别出心裁，却弄巧反拙，非但吸引约700人前来聆听，亦招惹社会反感。
吉州马青的理由是阻止爪夷文「氾滥」，然而这不但说不过去，且带有歧视性和侮辱性。爪夷文并非独特语言，而是马来文的一种书写方式，跟是否「回教化」有何干系？回教数世纪前传入马来世界；马来语借用阿拉伯字作为文字载体，把阿拉伯文字改良成爪夷文字。最初使用于印尼苏北巴塞王国，随后流传至马六甲王朝。在19世纪末马来语被拉丁化前，爪夷文乃马来人通用文字，《汉都亚传》、《马来纪年》、《吉打纪年》等文史典故，皆以爪夷文书写记载。
爪夷文广告牌，并非吉打「回教化」之结果，全马各州似乎皆有其足迹。爪夷文是马来文化瑰宝之一，马来文化虽融合了宗教元素，亦不至于把文字归类成「回教化」吧？以吉州为例，马华的逻辑更行不通，马青特工队队长陈志雄以爪夷文影响人民生活与阅读习惯为由，要求行动党必须向不懂爪夷文的社群道歉。若以马来穆斯林占多数的吉州来看，该州民众大多懂爪夷文，如何影响人民生活和阅读习惯？再说，吉州可曾强制广告版使用爪夷文，禁止使用其他文字吗？
硬把爪夷文政治化、宗教化，无疑是自讨没趣。马华用此大做文章抨击行动党，却没询问马来人之意见与感受，是否存心侮辱友族同胞及友族文化？州团长王孙文竟然认为大马应以马来文为主，爪夷文行不通；关键是，马来文有罗马拼音和爪夷拼音两种字体，用爪夷文书写一样是马来文。吉马华之言论刻意扭曲是非、不知所谓。
近日阅报，得知槟城艺术展中，一间模拟杂货店招牌使用中文、爪夷文，充斥著60年代杂货店的复古味，让参展的国人重返旧时光。据许多长辈回忆，爪夷文招牌司空见惯，有些店铺更中、英、罗马拼音马来文、爪文拼音马来文共存。至今，爪夷文字仍有一定使用率，马华该如何解释「回教化」？使用转变自阿拉伯拼音字母的文字若就等同于「回教国」，那印欧文化中的波斯体、北非的马格里布体、中东的埃及体以至马来世界的爪夷文岂可休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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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語教數理犧牲國語
19-08-2011 东方日报
教育部不应受某些人的诉求所左右，恢复英语教数理政策。在马来文为媒介的学校以英语教数理，违反宪法中马来语为国语的规定。语文斗士都认为，在国民学校实行双语教学，让个别学校自行选择是否继续使用英语，有损马来文的国际竞争力。
不过，若有学生母语为英语，害怕国语掌握不佳会导致他们无法吸收数理教学，我们可模仿欧美的做法。国民大学前数学教授沙里尔再因表示，美国允许小学老师使用西班牙语等学生母语上课，直到能有效掌握英文为止，不过，英语依然是教育体系的正式语言。德国、法国也鼓励学生把英语水准提高到接近母语的水准。
英语教数理政策废除以来，公民社团「家长教育行动组」（PAGE）一直争取授权各别学校的家教协会决定数理科教学媒介语。沙里尔相信，支持这种做法的学者，思想依然受殖民地思维钳制。家教协会应推行政府政策，没权决定课程或媒介语。不然，我国将沦为教育制度依然没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，如新加坡、东帝汶、菲律宾、印度等。
针对少数族群权益，沙里尔表示：「虽然马来语并非伊班、卡达山、原住民等的母语，但大家的语言都属于南岛语系，马来语比英语更接近他们的文化。」
针对不少学生母语是英语的说法，全国作家协会（PENA）主席沙礼拉哈末表示，若学生只掌握英语，不懂马来语，这将是种灾难。他说：「如果有人只当宪法是装饰品，不视宪法为身份认同感的纪念碑，政府应吊销这种人的公民权。」
教育部不应受某些人的诉求所左右，恢复英语教数理政策。在马来文为媒介的学校以英语教数理，违反宪法中马来语为国语的规定。语文斗士都认为，在国民学校实行双语教学，让个别学校自行选择是否继续使用英语，有损马来文的国际竞争力。
不过，若有学生母语为英语，害怕国语掌握不佳会导致他们无法吸收数理教学，我们可模仿欧美的做法。国民大学前数学教授沙里尔再因表示，美国允许小学老师使用西班牙语等学生母语上课，直到能有效掌握英文为止，不过，英语依然是教育体系的正式语言。德国、法国也鼓励学生把英语水准提高到接近母语的水准。
英语教数理政策废除以来，公民社团「家长教育行动组」（PAGE）一直争取授权各别学校的家教协会决定数理科教学媒介语。沙里尔相信，支持这种做法的学者，思想依然受殖民地思维钳制。家教协会应推行政府政策，没权决定课程或媒介语。不然，我国将沦为教育制度依然没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，如新加坡、东帝汶、菲律宾、印度等。
针对少数族群权益，沙里尔表示：「虽然马来语并非伊班、卡达山、原住民等的母语，但大家的语言都属于南岛语系，马来语比英语更接近他们的文化。」
针对不少学生母语是英语的说法，全国作家协会（PENA）主席沙礼拉哈末表示，若学生只掌握英语，不懂马来语，这将是种灾难。他说：「如果有人只当宪法是装饰品，不视宪法为身份认同感的纪念碑，政府应吊销这种人的公民权。」
翁诗杰：場外看官性邏輯
20-08-2011
官場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邏輯，是一般升斗小民所不能理解的。這倒不是因為它深奧難懂，難如航天學問，而是它足令坊間民眾看傻了眼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日前，多家官聯企業（GLC）接到首相署部長的勸諭，對馬航前主席達祖丁藍利撤告，尋求庭外和解，便是現例一則。
乍看，這似是一場原先劍拔弩張的訴訟，最終得以和氣收場的美事。向來慣於囫圇吞棗解讀「以和為貴」意涵者，當然會為之雀躍不已。
從表面理由來衡量，也確似有其立論的基礎：以和解了斷訴訟，即意味能替政府省卻一大筆的官司開銷，乍看確是振振有詞。
然而問題的徵結是：它關乎政府向涉案人追討公款。因此，當執政當局通過部長訓示官聯企業撤告，它即意味著政府已放棄追討公款，平白犧牲了納稅人的利益。以此類推，難怪有人會擔憂當前雷霆萬鈞的貪腐大案，於若干年後會否也基於同樣理由而鳴金收兵？這正所謂「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」，並非全無前例可循。
同樣的，朝野政客都在高談肅貪，畢竟這是當前的民心所向。彷彿不嚷嚷肅貪倡廉，就無從凸顯自身的廉正操守。然而大家所熱衷揭發的貪腐弊案，卻無一不是敵營政客的瘡疤。反觀己方夥伴，哪怕是害了楊梅大瘡，基於維護同黨夥伴尊嚴，也得一概要視而不見。
若有人硬是不識趣而嚷之出口，或指指點點，以為憑此就能喚醒夥伴，進而整治團隊里的頑疾，那肯定是天真不過的想法。到頭來，不砸鍋者幾稀矣！因為在官場圈子里，套用日前馬華總會長蔡細歷在檳城黨大會上脫口而出的名言：做官的，誰不貪？此話雖是語驚四座，卻也間接點出了一眾貪腐政客的心態徵結。
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
敢情，自古以來的「官官相護」，與其說是「同朝為官，互不檢舉」的潛規則，不如說是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，榮辱與共，更為貼切。
誠然，既是同屬貪腐一夥，揭人貪腐瘡疤者，自然難免會引來其它同僚對己的反擊。若作退一步的設想，光只是對自己麾下的單位官員開鍘，情況也未必會看好。政客官爺常見的表面理由是：自揭下屬的瘡疤，只會羞辱他們，打擊士氣。嚴重者更是足以危及執政當局的威信，進而「動搖國本」。
但另一邊廂，他們骨子里卻是另有一番利害考量：舉凡是弊案曝光，在朝野各方的嚴密檢視下，難保不會「露餡洩底」，讓人順籐摸瓜，牽引出更多匿身幕後的涉案人，說不準還會牽連自己人。如此一來，擴大打擊層面就成為了勢所難免的趨勢了。這對停損心切的官老爺來說，自是不願硬拈強惹。
是以，把貪腐說成是官場為官者必犯的共孽，不啻是替貪腐行為有理化，其所反映出來的心態，與年前蔡總在性愛光碟醜聞曝光後的「經典名言」：指「偷腥乃天下男人的通病」用意同出一轍。
這種擅把自己的劣行說成是普及性共孽的心態，其實是坊間典型的無賴行徑，了無新意。坊間的混混、無賴何嘗不也是動輒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罪案歸咎於所謂的「社會的錯」。差別是，當權政客手執公權力，另加向媒體喊話的方便，往往可以積非成是，將官場里的一些陋習劣行，刻意塑造成約定俗成的潛規則，儼然是大家嘴里不說，可心里明白的「必需之惡」。他們一方面既要官場中人接受這種合理化；另一方面，更是希望民眾能夠默許這「必需之惡」的存在。
舉凡具此心態的政客都有一種按捺不住的狂妄，自以為這就是真知灼見，毋庸質疑！他們雖也跟風趕時髦設置面子書等社交媒體的必備，可就是沒有容納異見的時代度量。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709淨選盟抗爭遊行中備受爭議的「同善事件」：儘管人在現場的錄像已在Youtube錄影分享網站登場，可為官者卻還使勁硬撐強辯，好一副「官家說了算」的派頭。這跟當下華文網絡圈子里流行爆紅的笑謔用語：「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」，恰好相映成趣。
姑且不論官場盛行的潛規則發展到甚麼程度，可以預見的是，積習已深的官性，只會引發更多更深的民怨。它所造成的傷害，絕不是一般貼上親民標箋的小恩小惠所能彌補的了的。
http://www2.orientaldaily.com.my/fread/24Ck09Du1MIT13sd0c3T8vF929mW0NW5
官場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邏輯，是一般升斗小民所不能理解的。這倒不是因為它深奧難懂，難如航天學問，而是它足令坊間民眾看傻了眼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日前，多家官聯企業（GLC）接到首相署部長的勸諭，對馬航前主席達祖丁藍利撤告，尋求庭外和解，便是現例一則。
乍看，這似是一場原先劍拔弩張的訴訟，最終得以和氣收場的美事。向來慣於囫圇吞棗解讀「以和為貴」意涵者，當然會為之雀躍不已。
從表面理由來衡量，也確似有其立論的基礎：以和解了斷訴訟，即意味能替政府省卻一大筆的官司開銷，乍看確是振振有詞。
然而問題的徵結是：它關乎政府向涉案人追討公款。因此，當執政當局通過部長訓示官聯企業撤告，它即意味著政府已放棄追討公款，平白犧牲了納稅人的利益。以此類推，難怪有人會擔憂當前雷霆萬鈞的貪腐大案，於若干年後會否也基於同樣理由而鳴金收兵？這正所謂「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」，並非全無前例可循。
同樣的，朝野政客都在高談肅貪，畢竟這是當前的民心所向。彷彿不嚷嚷肅貪倡廉，就無從凸顯自身的廉正操守。然而大家所熱衷揭發的貪腐弊案，卻無一不是敵營政客的瘡疤。反觀己方夥伴，哪怕是害了楊梅大瘡，基於維護同黨夥伴尊嚴，也得一概要視而不見。
若有人硬是不識趣而嚷之出口，或指指點點，以為憑此就能喚醒夥伴，進而整治團隊里的頑疾，那肯定是天真不過的想法。到頭來，不砸鍋者幾稀矣！因為在官場圈子里，套用日前馬華總會長蔡細歷在檳城黨大會上脫口而出的名言：做官的，誰不貪？此話雖是語驚四座，卻也間接點出了一眾貪腐政客的心態徵結。
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
敢情，自古以來的「官官相護」，與其說是「同朝為官，互不檢舉」的潛規則，不如說是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，榮辱與共，更為貼切。
誠然，既是同屬貪腐一夥，揭人貪腐瘡疤者，自然難免會引來其它同僚對己的反擊。若作退一步的設想，光只是對自己麾下的單位官員開鍘，情況也未必會看好。政客官爺常見的表面理由是：自揭下屬的瘡疤，只會羞辱他們，打擊士氣。嚴重者更是足以危及執政當局的威信，進而「動搖國本」。
但另一邊廂，他們骨子里卻是另有一番利害考量：舉凡是弊案曝光，在朝野各方的嚴密檢視下，難保不會「露餡洩底」，讓人順籐摸瓜，牽引出更多匿身幕後的涉案人，說不準還會牽連自己人。如此一來，擴大打擊層面就成為了勢所難免的趨勢了。這對停損心切的官老爺來說，自是不願硬拈強惹。
是以，把貪腐說成是官場為官者必犯的共孽，不啻是替貪腐行為有理化，其所反映出來的心態，與年前蔡總在性愛光碟醜聞曝光後的「經典名言」：指「偷腥乃天下男人的通病」用意同出一轍。
這種擅把自己的劣行說成是普及性共孽的心態，其實是坊間典型的無賴行徑，了無新意。坊間的混混、無賴何嘗不也是動輒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罪案歸咎於所謂的「社會的錯」。差別是，當權政客手執公權力，另加向媒體喊話的方便，往往可以積非成是，將官場里的一些陋習劣行，刻意塑造成約定俗成的潛規則，儼然是大家嘴里不說，可心里明白的「必需之惡」。他們一方面既要官場中人接受這種合理化；另一方面，更是希望民眾能夠默許這「必需之惡」的存在。
舉凡具此心態的政客都有一種按捺不住的狂妄，自以為這就是真知灼見，毋庸質疑！他們雖也跟風趕時髦設置面子書等社交媒體的必備，可就是沒有容納異見的時代度量。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709淨選盟抗爭遊行中備受爭議的「同善事件」：儘管人在現場的錄像已在Youtube錄影分享網站登場，可為官者卻還使勁硬撐強辯，好一副「官家說了算」的派頭。這跟當下華文網絡圈子里流行爆紅的笑謔用語：「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」，恰好相映成趣。
姑且不論官場盛行的潛規則發展到甚麼程度，可以預見的是，積習已深的官性，只會引發更多更深的民怨。它所造成的傷害，絕不是一般貼上親民標箋的小恩小惠所能彌補的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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